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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乡村建设的做法及对农发行服务乡村振兴的借鉴

2018-12-28 16:10 来源: 新华网

巴西是金砖国家之一,面积854.74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5位,人口2..07亿,人口密度相对较低,是南美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作为农牧业大国,农业资源得天独厚,拥有世界第四大耕地面积、辽阔的农田和广袤的雨林,被誉为“21世纪世界的粮仓”。农业是巴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土地私有制、市场自由交易与农业竞争优势协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一、巴西乡村建设的背景

巴西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从葡萄牙殖民者进入巴西开始,殖民统治者主要关注的是世界性的商业贸易,因此,巴西沿海地带的城市发展得很快,而广大乡村地区主要是由殖民统治者建立的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产制,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封建庄园”,而且在封建庄园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大多是从非洲地区贩卖而来的黑奴,在广大农村地区,凡是已经开垦的可用以耕作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大地主手上,广大农民没有土地,只能租地或者是流落到周边的城镇打工。19世纪80年代末,奴隶制废除、君主制被推翻,巴西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传统农业开始向资本主义现代农业过渡,农业资本家代替了传统的土地寡头,农业工人代替了半封建性质的雇佣劳动,农业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加快,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由于巴西农村地区的种植园经济导致农产品原料丰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以农村工业为核心的“农村发展”模式,这些以当地农业原材料为基础创建的农产品和农作物深加工企业,很快就成为乡村发展的一个中心。

20世纪70年代以后,巴西积极引进外资,开始以现代化的生产方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注意集约式经营,加大对农业科技支持,农业技术不断进步,机械化水平有所提高,农业劳动力显著减少,农业生产资源进一步向大规模农业经营单位集中,农业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得益于巴西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80年代,巴西的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改革阶段。这一时期,巴西陷入经济危机难以自拔,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经过改革与调整,巴西实现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转变,由国家主导型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在改革与调整过程中,巴西乡村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城市化速度仍然很快,而农村由于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开始出现人口由城市向农村回流的现象,巴西农村人口开始恢复增长,广大的农村地区从原来纯粹的“工作地”开始转向兼具“工作”和“生活”功能的居民居住点。

二、巴西乡村建设的历程

一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农业寡头体制被大农业企业资本主义代替。巴西农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农业道路,大庄园是其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组织单位,大庄园经营规模很大,平均经营面积达2000公顷,家庭经营虽然存在但比重不大。大庄园是巴西等拉美国家所特有的农业经营方式,它并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农场,还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质,是巴西殖民地历史遗产之一。当前巴西的大庄园基本上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农业资本家控制着农村的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土地买卖、生产资料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使用雇佣劳动,有着较高的生产率,农业生产中机械化发展很快,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营和管理方式在巴西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巴西东南部已经占据优势地位,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地区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二是农产品生产外向特征显著。巴西是农产品生产国且是全球第三大农业出口国,农产品进出口占总进出口比重较大,且以出口经济作物为主,大豆、咖啡、相橘、甜澄等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畜牧业发展也非常迅速,其产值已经提高到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不仅解决了国内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出口创汇又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近年来巴西出口更加依赖于农产品,出口去向逐渐由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供应国变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供应国。巴西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比较完善,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大,在巴西政府努力改变单一规模化种植和出口过度依赖少数品种的现实下,巴西近年来进出口数据显示,其农产品进出口比重大、日益成为不同层次国家初级原材料供应国的劣势没有改变,这是其土地产权私有和市场逐利导致的弊端自然体现。

三是发展民间自治组织。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经济合作组织比较发达,在农村社会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农牧业合作社从19世纪末在巴西东南部、南部地区就已经出现,并快速在全国发展起来。巴西的农牧合作社数量大、社员人数众多,在农业生产中的渗透力强、影响力广,有着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且各级、各区域合作社有序联系起来,共同处于巴西全国合作总社的统筹协调之下。农业合作社不仅是粮食的主要生产者,还从事农村工业的生产,参与政府发展乡村计划,如牧业发展计划、全国酒精计划等,是促进巴西农业出口、实现巴西农业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重要力量,巴西全国大大小小的农牧合作社所生产的产品销往世界143个国家和地区,为促进巴西外贸发展、特别是扩大巴西农牧类的外贸顺差做出了巨大贡献。除了农牧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外,政治性的民间组织组织如农民联合会等组织数量也越来越多,在乡村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在世界最大的10家卫生合作社中,有7家来自巴西,在世界最大的30家农业合作社中,有4家来自巴西。

四是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巴西建立了农村养老金制度,只要农民按每年农产品销售额的2.1%缴纳社会保障金,“退休”后可以领退休金,平时有疾病和工伤事故补贴、家庭困难补贴等各种福利。巴西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公立学校的日常费用和教师工资由政府拨给,并向贫困学生提供免费午餐,政府还给贫困孩子的家庭发放上学补贴。农村的公共医疗卫生费用也都由政府负担,在公立医院和卫生站看病免费。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减少农村的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城市化水平高。巴西的主要城市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形成,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城市化水平也逐渐提高,农业就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00年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80%,不仅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且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三、存在的问题

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葡萄牙殖民统治时代,巴西即形成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产制。几个世纪以来,在经历了从奴隶制、租佃制到现代雇工制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后,大地产制仍然延续不绝,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带来根本性的转变。由于巴西的现代化是在土地制度没有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了多重不利影响,如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利用及生产经营落后致使农业生产率低下。

没有改变以出口农产品为主的农业结构。长期以来,巴西农业一直以发展一种或几种出口农产品为主的模式。尽管近些年来实行了多样化农业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单一性的生产模式,但出口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下,出口农产品发展很快,而基本农产品如粮食产量严重不足,由于大量进口粮食不仅产生巨额外债也导致全国一半人口营养不良。

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两极分化严重。土地占有不均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平,少数富人生活极度奢侈,广大农民却极度贫困,农村中的贫富分化状况极为严重。巴西农村的基尼系数比较高,且呈上升趋势。财富分配不公还体现在农村的土地占有上,52.9%的占地在10公顷以下的小地产主,只占有全国土地面积的2.7%,占地1000公顷的大地产主只占农业单位的0.9%,占有土地面积的43.8%。巴西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和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贫困人口46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1500万人。

社会发展不均衡。一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均衡。巴西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南部、东南部地区比较发达,这些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存在,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低下,集约化程度不高,农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也面临发展不均问题。二是城乡差距日益加大。在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过于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与农村发展受到忽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差别体现在居民收入、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城乡发展失衡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巴西现代化的成果,成为当前巴西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贫民窟现象突出。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政府采取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对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不作任何制度上的限制,因此,导致了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城市经济发展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不断扩张的城市人口的就业需求。大批进城农民由于缺乏知识和技术,很难在现代工业部门中找到工作,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时由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保障功能欠缺,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中却不得不面对生活贫困和生活环境不安全的困境,大量的外来贫困人口不得不居住在城市的周边地区,不仅公共设施缺乏,而且地理环境恶劣,经常受到洪水、泥石流等灾害的威胁。许多新兴的乡镇小城市都是盲目发展起来的,缺少必要的发展布局规划。产生了社会秩序混乱、生活环境恶化以及居民生活状况贫困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度不满。

四、巴西支持乡村建设的借鉴做法

(一)稳妥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从巴西的实践可以看出,在人口众多的国家推行农业规模经营是可行的,关键是要达到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使大量土地向农业经营大户集中。这是实现规模经营的必要条件。中国可适度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同时,审慎推进土地流转,保障好小农业者的利益,避免农民因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土地,出现“有城不能进,有乡不能回”。采用两种不同规模的农户经营,即在粮食主产区实行土地确权流转政策,在市场的作用下,土地自由流转可形成大农户以获取规模优势;而偏远的粮食非主产区,则可以保持小农基本模式不变以维持生计,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要统筹处理好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关系,警惕拉美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走入“拉美陷阱”,重蹈拉美覆辙。

(二)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明确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基础上,构建产业体系,提高比较效益。中国应立足于资源优势,结合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培育各具特色的区域优势产业,并由此形成产业集群,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通过立法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防疫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要发挥农业合作社、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建立并完善农村生产性服务支持体系,促进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对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挖掘农产品的潜在效益,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

(三)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与资源、环境发展相协调,注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对农业资源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各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加强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特别是对可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加快科技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的转化速度。要建立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积极发展各类经营性农技推广主体,探索公益性推广与经营性服务协同发展机制。加强农、科、教融合,支持农林高校服务农技推广,利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采取多种手段推动科技下乡,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农民组建农业合作组织,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进行规范,帮助其不断壮大规模,并鼓励其实现跨地区发展。要创新组织形式,鼓励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引导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与农户之间构建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投入与合作,实现农业生产资源与信息资源的共享。

(五)深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中国应立足国情和国际形势,充分发挥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管理经验、技术和人才,积极实施农业“走出去”发展战略,有效利用全球农业资源。要完善国家宏观指导政策,加强顶层设计,确定海外农业发展总体目标、近期与中长期发展计划、区域布局、重点品种等。健全政策支持保护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设立农业对外投资基金,加强金融支持。完善政府管理与服务,强化农业合作外交服务功能,建立完善的农业投资、技术合作和农产品出口摩擦报告机制和农产品争端应诉机制,为对外投资的企业提供法律、市场等方面的信息和领事服务

(六)重视对农业生产者的金融支持。多样化的信贷支持体系在巴西的农业支持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低利率的信贷支持,农户可以在生产、仓储和销售等各环节都得到资金支持。中国可以研究和借鉴巴西的特色信贷支持体系,一方面,可以刺激农户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转换原来的价格支持,减少对市场价格的扭曲,加大对小农户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五、农发行支持乡村建设的建议

(一)着力抓好脱贫攻坚这个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一是大力推进贫困村提升工程。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的贫困村提升工程,支持内容上和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契合。要发挥脱贫攻坚在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全力服务贫困村提升工程,根据各省规划,积极对接各级政府,制定融资方案,加大支持力度。二是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易地扶贫搬迁要求搬得出、稳得住、可致富,也涉及到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方面,应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根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积极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扶贫主力银行作用,抓紧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等地方政府衔接,积极投放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以搬迁促脱贫。三是大力推进“万企帮万村”。要与当地工商联、扶贫办、光彩会等相关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培育“万企帮万村”企业经营主体。对重点客户开辟办贷绿色通道,实行优惠利率。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有风险补偿机制的,可适当发放信用贷款。

(二)着力完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融资模式。一是公司自营融资模式。对原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按“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转型,大力推行政府平台公司自营模式。借款企业以项目自身收益、综合收益作为还款来源,落实可靠的担保措施,主要适用于一些有稳定经营性现金流的项目。二是财政垫付性融资模式。对各级财政明确支持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如贫困村整村提升工程、乡村村村通道路建设、乡村水利设施建设等工程,可由国有企业或平台公司承贷,以财政承诺的本金和利息作为还款来源,发放财政垫付性贷款。三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要以政府PPP 项目开发目录为指引,积极对接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储备优质项目。优化对优质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的贷款准入,发挥政策性金融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针对不同类型的还款来源制定相应管理办法,有效防控风险。四是“贷款+ 基金”模式。扩大重点建设基金投资领域和范围,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要对象,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的项目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对大型农业产业企业实行投贷联动,促进基金和贷款业务协同发展。五是银行+政府+N 模式。由政府主导,政银企合作,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承贷主体按贷款额一定比例以权益性资金缴纳风险保证金,企业资产须应抵尽抵,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股东要签订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各方参与主体共同监管、共担风险。还可以探索将保险公司纳入进来,由保险公司分担部分风险,并对造成的损失先行赔付。六是批发转贷模式。探索与商业银行合作设立乡村金融服务站,延伸服务深度和广度。由农发行向合作银行提供信贷资金,再由合作银行转贷给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解决农发行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三)着力创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适应新业态新技术的模式。一是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依托农发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其自身信用优势为基础,对产业链实行整体授信,采用统贷- 分用- 统还模式,支持“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龙头、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的联合体运营。二是互联网金融服务模式。顺应“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利用云计算、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尽快建立网上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以“互联网+农业”为驱动,搭建开放式惠农互联网基础服务平台,让生产端与消费端直接“对话”,实现产品交易与支付融资等金融功能无缝联接。

(四)坚持党建统领。一是以党建为强大动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推进党建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把党建工作激发的活力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动力,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二是大力实施人才兴行战略,积极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懂金融、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三是强化跟踪督办和执纪监督问责,着力营造良好干事创业氛围。

(五)加强组织推动。一是健全组织机构。总行应加强顶层设计,成立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加强与有关部委沟通衔接,形成合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格局。省级分行及以下各级行都应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明确职责,强力推进。二是主动介入地方发展规划。各级行积极争取成为当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机构成员单位,积极推动和参与当地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规划研究,主动建言献策。三是各级行要紧扣本级政府支持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制定实施方案,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六)坚持创新引领。一是创新资源保障机制。保障优质人力资源、信贷资源、财务资源向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倾斜。二是创新产品和服务。及时开发新产品,有效满足乡村振兴战略融资需求;建立全流程跟踪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效率。三是创新建立试验示范区。对试验示范区实行办贷优先、计划保障、差别授权,探索新机制、新产品、新模式。四是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对于政策性业务,主要从政策维度、经济维度和市场占有维度进行综合考核评价;对于自营性业务,应当侧重对风险管理、合规经营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核。建立容错机制,适当提升推动新业务、探索新模式阶段的不良率容忍度。

(七)争取政策支持。一是积极争取财政部门将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影响较大、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重大民生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参照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予以支持。二是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争取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来源。三是从源头整合财政涉农补贴资金,实现财政资金与政策性银行资金有效结合,用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四是积极推动建立乡村振兴专项发展基金。五是推动地方政府建立乡村振兴战略风险补偿基金,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发行厦门市分行 梅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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